故孟子言心性，每每相随说，仁义礼智是性，又言恻隐之心、羞恶之心、辞逊是非之心，更细思量。
如一粒粟生为苗，苗便生花，花便结实，又成粟，还复本形，一穗有百粒，每粒个个完全，又将这百粒去种，又各成百粒，生生只管不已。[27]《朱子语类》卷一百一十七。
[1] 程颢通过对《中庸》的解释，首先提出一理与万事的关系问题，实际上开了理一分殊说的先河。进入 蒙培元 的专栏 进入专题： 朱熹 朱熹 理一分殊 。由义而归仁，是由用而行体，即分殊而理一，但不失义之分立。从乾道变化而言，只是以生为理（即生生之理），是生命创造的总规则。从仁上说时，以己及物，仁也，一以贯之是也。
二、何谓理一、何谓分殊 朱子思考问题的方法更加细致、更加深刻，视野也更加宽广。每个事有每个事的道理，事亲之理不同于事长之理，事长之理不同于事亲之理，万事各成万个道理。我发现，他对那里的每一块石刻，都有着极其浓厚的兴趣和文化情结，于是，跟他一起游览、参观了许多石刻。
他的研究，不是抽象的图解化的概念论述，而是根据具体形象进行生动的描述和情景化的分析解读，既有感性形象，又有理论深度，读之使人有亲历其境之感，同时又能深入其内，体会其中的文化意蕴及学术价值。这不仅是武夷文化留下的最重要最有说服力的遗产，而且是对人类文化做出的贡献。当时，他正在从事武夷山摩崖石刻的研究，已经取得了重要成果。2006年我在武夷学院讲学期间，认识了朱平安教授，一位儒雅而又平易、谦和而又执着的学者。
只要谈起武夷山的摩崖石刻，他便如数家珍，兴奋不已。人类的文化生活是丰富多样的，又是有地域特色的，武夷文化也不例外。
这些石刻言简意赅，寓意深刻，从中受到不少启迪，产生无限遐想。武夷山是世界著名的自然和文化双遗产基地。这就使武夷山的文化生命、精神风貌及灵魂不能充分展示出来，发挥应有的功能、作用。书中有很多内容是新鲜的，别人未曾研究的。
为了实现这一宏愿，他几乎跑遍了武夷山的每一个景点，搜集能够找到的每一处石刻，积累了丰富的资料，翻阅了大量的图书文献，一一考证，一一解读，呕心沥血，乐而不倦。你可以长久地停留在这些石刻之下，欣赏其书法艺术，想象石刻的内容，解读其文化意涵，了解古人的心灵世界。如果能将这些石刻的文化内涵揭示出来，展示武夷文化的精神价值，将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。正是这种生态文化，使武夷山的生态环境能够保持至今而成为令人向往的旅游胜地，它已经成为今后生态建设的一个典范。
武夷山的魅力之一，就是所到之处，都能看到熠熠生辉的各种石刻，令人流连忘返。所有这些，都和此时此地的山水风景完美地结合在一起，可说是独领风骚，引人入胜。
我们如何从中吸取智慧，实现可持续发展？这部著作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价值资源。但是，我们不能不看到，这种生态文化和生态环境正面临着严重挑战。
他的论述是忠实于历史的，但又不是简单的历史再现，其中既有自己的理解和体验，又融进了时代意识，具有新的意义，并且预示了未来的前景。只有将石刻与自然山水结合在一起，从形式进到内容，从具体处境出发，从原生态方面去解读，才能领会武夷文化的真实内容及其普遍价值。武夷山的摩崖石刻只能产生于武夷山，但是，它的文化价值却是普遍的，它以自己的独特形式体现了中国文化的普遍价值。但是，武夷文化之所以源远流长，历久弥新，因为其中有超越历史的永久性的普世价值。这是其他自然风景区所没有的。它是具体的，又是普遍的，越是具体，越能体现其普遍意义。
朱平安教授以一位历史学者、文化学者的慧眼看到了这一点，看到了武夷山的这一宝藏，立志从事系统研究。当然，这部著作在许多方面都做出了新的探索和贡献，我在这里就不一一述说了。
最值得提出的是，在这些文化遗产中，贯彻了一个基本精神，就是人与自然的内在统一。但是，对于一般游人而言，在未能理解其文化内蕴之前，这些石刻只是附着于山水之中的外在的东西，只是一种点缀而已，因此，往往一扫而过，既不知其所以然，亦不需在这里驻足。
石刻的特点是，以书法的艺术形式，形象生动地将古代文化的信息带给我们，将古人的生命情感和智慧传给我们，跨越历史，昭示人生这真是直贯而下，毫无阻拦。
[26] 从形式推论上说，朱子承认，佛氏之学，与吾儒有甚相似处，于天理大本处见得些分数，而且为区区小儒所不及。因此，不能说知觉为仁，知觉为性。实际上，分别说是权法，即为了分析的需要。[30]《象山全集》，民国中华书局编印，四部备要本，卷14，第1页。
[32] 这一类的说法，与佛氏很相似。[26]《朱子语类》卷一百二十六，第15页。
[6]《二程集》，第606页。[18]《朱子语类》卷五，第5页。
就佛氏的第一个错误而言，朱子与陆象山原则上可以取得共识，因为他们都提倡实理。人之本心无有不仁，但既汨于物欲而失之，便须用功亲切，方可复得其本心之仁。
从存在上说，体在用中而用即是体，浑沦一物，是一个整体。明德既可以从心上说，也可以从性上说。至于心的活动展开之后（心是活物，无时无刻不在活动之中），情况就复杂了，朱子关于心的种种说法，就是面对和解决这些问题的（以后讨论）。但说便能如此，不假修为存养，此却不得。
因此，当学生进一步追问心之发处是气否？时，朱子又一次明确地回答说：也只是知觉。体是性即理，用是知觉作用，两者统一于一心，不能说心是知觉，理是知觉之外的东西。
程颐在《与吕大临论中书》中说：心一也，有指体而言者，寂然不动是也。这就给人造成一种印象，即朱子关于心的许多说法是互相矛盾的。
然其本体之明，则有未尝息者。所谓必有主之者，既是说心的主体性，也是说性的存在性，不只是心之神识。
